为纪念《黄河大合唱》问世60周年，在音乐界友人促进与支持下，黄叶绿同志精心编辑了这本《黄河大合唱纵横谈》。
这本散文集的内容，包括《黄河大合唱》诞生的经过（这是纵的方面），它在海内外传播的情况（这是横的方面），兼及对词曲创作与演出的艺术分析（这是深入的考察）。文集除取材于《冼星海全集》《光未然研究资料》及其他资料外，编者还特约了像严良《我与〈黄河〉六十年——答黄叶绿同志问》、苏夏《〈黄河大合唱〉的艺术分析》这样的长篇重头文章。前者是这位指挥家从抗战初的孩子剧团时候起，此后历年应邀赴全国各省市、北美和东南亚各国以及港、台等地指挥演唱《黄河》上千次的艺术经验谈。后者是苏夏教授研究了《冼星海全集》收录的这部大合唱的各种版本、包括在苏联修订的版本，作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艺术分析，可供海内外读者参考。加上编者新近约来李焕之、李凌、邬析零、冼尼娜诸同志的特稿，使本书的内容更见充实鲜活了。
现在想来，《黄河大合唱》的产生，是响应时代的要求，也是诗人与作曲家心灵的契合。它也是词曲作者同当时的抗日军民心灵的契合，首先是同当年抗敌演剧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同志们通力合作的结果。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遭受30年代那样惨烈的民族灾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地浴血斗争，好不容易斗出了个“新中国已经破晓”，“在黄河两岸，在松花江、珠江、扬子江边，到处燃遍抗日的烽火”，“英勇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一般地壮烈！”英雄的时代，英勇的斗争，要求我国作家艺术家在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中得到相应的体现。这样的作品一定会产生出来。它们果然产生了，《黄河大合唱》是其中的一个。
我曾在回忆文章里谈到过，星海不满足于他那些传唱天下的那么多那么好的群众歌曲，他早就筹划着并且着手于歌颂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解放运动的大型交响乐和声乐巨制。我写过一些歌词，自觉忙中赶写，可取者少。1938年下半年，我随抗敌演剧队战友们在吕梁山区、黄河边上行军时，胸中酝酿着一部通过黄河场景抒写民族苦难、斗争与光明前景的长诗《黄河吟》。我和星海曾经在上海、武汉、安陆几度合作，几度谈心。到了延安，说起要合作一部《黄河大合唱》这样的诗乐作品，自然是一拍即合了。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歌声如潮，充溢着青春的朝气。我们感受到党中央的信任与关怀，沐浴在友谊的温暖与创作自由的气氛中，听命于时代的呼喊和内心的要求。我们置身于黄河两岸人民斗争的行列，自己过着战士的生活，在抗战的波涛中游泳。这种心灵上高度自由、高度契合的结果，使得诗句与乐句自然地涌流出来。我在病床上五天中口授歌词四百多行；星海在劳动生产之余，挤出六天时间写完这部大合唱的八首独立成章而又血肉相连的乐曲。我的歌词正是他希望得到的。他的音乐的壮丽超出了我的想望。这种高度的心灵契合，是文艺家一生中难得的幸事。而创作自由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契合，从这里又得到一次事实上的印证。
《黄河大合唱》问世迄今60年，中国发生了两次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我国人民在我党坚强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20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取得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同许许多多文艺作品一起，《黄河》在这两大历史巨变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迄今还能在鼓舞人民奋进、抚慰建设者心灵、凝聚海内外爱国者意志上尽到它的一份力量。这对词曲作者是最大的荣幸。可惜为《黄河》的诞生起主要作用的冼星海同志逝世过早，没能亲自感受到这举世震惊的两大变化；而这正是他生前梦寐以求的！我们纪念《黄河大合唱》诞生60周年，也正是纪念我国人民心爱的伟大作曲家冼星海同志。他的名字为新中国增添了光彩！
（本文为《黄河大合唱纵横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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